杨东平

　　教育公平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也是我研究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教育公平问题，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程度，这涉及到一个对教育公平和教育功能、属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对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功能的认识，主要是把它看做一种促进科技发展的加速器、孵化器，等等。实际上，教育还具有一个非常基础的功能，就是平等化的功能，它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平衡器、稳定器，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它能够促使处子弱势状态的人群向上层流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平等，促进社会的稳定。对教育公平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反思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比较差、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只能实行所谓重点发展的模式。建国以后，我们一直采取的就是这种重点发展模式。实际上，从教育史上看，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永远是不够用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多得用不完。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得好，"钱永远是不够用的，关键是看你怎么花。"(顾明远：教育成本是增加的，教育成本不会降低，不会说科技发达了，教育成本就降低了。)
　　在美国独立之后，建国之初，他们经济文化也都很落后。当时，美国国民教育的奠基人杰斐逊提出一个很明确的理念：衡量一个教育是否能够造福子一个国家或民族，关键不是看它能造出多少杰出人才，而是看它能不能使大多数人享受必要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公立教育制度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就是说，衡量一个教育的好坏，不是着眼于培养少数精英，而是使所有国民的素质普遍得到发展，这就是国民教育或者说是基础教育的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澄清的，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有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只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口号，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针对经济领域而言。教育的公平和效率则另当别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教育的基础性也包括它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如果教育的公平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另外，就教育效率而言，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投资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经济收益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它的收益是最高的，这是世界银行的很多研究，包括80年代对中国的调查都证明了的结论。
　　这就是说，在基础教育领域，教育的公平和效率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投资和发展基础教育，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效率最高的。这个概念需要认识，不能说因为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就只能选择精英化的发展道路，其实并不是这样，各个国家在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都处于经济比较落后、财力不足的阶段，但是必须为基础教育投资，否则不会有日后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充分发展。这是一个认识的前提。我觉得，我们国家从"十五"计划开始，把教育公平和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确实是对我们实行了50年左右的发展重点学校的路线真正的矫正。(张力：在"十五""教育计划"中，专门有一个措施，就是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以前的"计划"中从来都没有提过的。)
　　在教育价值、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层面上，关于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均衡，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我相信，很多教育界的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对这个新的现代教育观念还不很熟悉、不很适应，大家比较习惯引用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口号，来指导教育工作，实际上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关于教育公平，在理论上有两个层面：一是教育权利平等，二是教育机会的均等。现在，在权利的平等上，除了少数如对残疾人的教育权利尚需落实，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教育机会的均等，一个是起点的均等，一个是结果的均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说已经真正实现了教育公平，当然有程度的区别。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它受制于两种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强调较多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等，这种不平衡确实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克服的，只能靠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逐渐来缩小。但是我认为，当前更为重要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制度性的不公正，它人为地加剧或扩大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发展差距。而这种不公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创新等有效地改变的，是我们有可能做到的。在这方面的改革是大有可为的。
　　关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亚洲的韩国、 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都走过了这条道路，也就是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针。在台湾，他们的口号就是"用一张图纸造所有的学校"，也就是在国民教育阶段，每一个学校的办学基本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在韩国和日本，也有过贵族学校或者精英学校，他们叫"名门中学"。政府强制性地取消这种"名门中学"。办法很简单，一个就是教育投资上，一视同仁，不许倾斜；再一个是校长和老师定期轮换；第三个是学生就近入学。都是强制性的、人为的措施，为了保证国家举办的义务教育的属性。有人会说，这样不是降低教育质量了吗?的确，这可能会降低少数"重点学校"的考试成绩，但却可以促进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正常化、健康化。所谓义务教育阶段的"畸形化"，是日本学者提出的。在中国，这种畸形化和病态更加严重，由于不恰当地、人为地强化这种精英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造成严重的择校风，助长了义务教育阶段本来不应该具有的竞争性。实际上义务教育或者国民教育的属性，就是一种合格教育。(顾明远：我的理解，这种重点学校，从局部来讲，可能培养了一些好的学生，但是从大局来讲，也埋没了许多好学生。实际上，不搞重点中学，按照均衡发展的教育来说，还可能有很多好的学生涌现出来。)
　　重点中学少数人的"成功"是以大多数人成为教育的"失败者"为代价的。其实，不难认识，一个人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跟他以后的成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在中小学时学习优秀的走上社会后的成就越大。"文革"后涌现出来的人才，相当多是原来在学校往往得不到好评的那些学生，或者说是很一般的或者处于边缘的学生。这种现象很发人深省。(谈松华：这里有一个学生的分化问题。多样化的教育还是需要的，但政府不要人为地去做。)
　　当然，多样性、选择性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特征。教育生态，或者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是怎么体现的呢?在基础教育阶段，它是通过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以外的教育来体现的，所以像日本的学校，它绝对不允许搞什么排名次、分数竞赛，基础教育没有选拔性。家长如果对孩子有更高的期望的话，那你自己花钱上课外的补习班，因为那不是用纳税人的钱，不是政府行为，你愿意花多少钱，愿意学多少时间，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政府举办的学校则必须一视同仁，对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政府举办的学校只是提供一种合格教育，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达到的教育。(张力： 日本的在职教师不准当家教，家教也完全是职业性的。)
　　我觉得寿光的经验中有一些是很有价值的，它强调不应该把追求亮点作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工作，而应该实行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另外，它在推行信息化的时候，通过资源共享的模式，来提高教学效率。
　　另外，我觉得确实还要从机制上来深入地挖掘寿光均衡发展是在全市范围内去统筹呢，还是以乡级财政为主?现在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因为乡级财政之间的差距太大，所以如果不是在县或市一级来统筹的话，很难达到均衡。还有，譬如说实现均衡发展，要建立一个校长和是怎么实现的?如果不是在地区内实行一个基本一致的工资标准，这就很难实现了。这种机制性和制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总结和提炼出来，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有更为实际的意义。（摘自人民教育）